北京前海西街的郭沫若故居紧挨着恭王府花园。令人惊讶的是，郭沫若也算是我国名声显赫的文化人了，前去参观的游客远没有恭王府花园热闹，多少有些出人意料。
    门口碰上几位胸前挂着校徽的大学生，想必他们和我一样，也是被《女神》、《屈原》、《甲申三百年祭》、《科学的春天》等名篇吸引来的。验票进门，只见幽静宽敞的庭院遍植银杏，不由得让人想起他的《银杏》。郭沬若钟爱银杏，把它当作一位无言的伴侣，而“当银杏解脱了一切，那槎伢的枝干挺撑在太空中，寒风霜雪毫不辟易，那是多么的嶙峋而又洒脱呀”。时值深秋，银杏身着黄装，似美丽的少女引人注目。只是，郭沫若情倾银杏，又为何要手植海棠呢？瞧，他亲手栽种的两株海棠虽没有银杏张扬，却也长出了密密麻麻的果实——像绿宝石一般，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。郭沬若写过《棠棣之花》。棠棣是一种蔷薇科小灌木，不是海棠，可棠棣与海棠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呢？
    书香满堂，遗珍遍屋。郭沫若是少有的全能型文人，又是多产作家，真正能够反映其功绩的还是那些珍藏的书、画、字，这是郭沫若故居最多的东西。无论走到哪间屋子，淡淡的书香扑面而来——东西厢房4个展室的历史图片和珍贵文物概括地介绍了他在诗歌、戏剧、文艺理论、古文字研究和古代社会研究等学科领域中的成就。那幅手迹，字体稍斜，笔画率意。字如其人。这种率性而为的性格按理是不宜从事研究工作的，但郭沫若却是“研究什么像什么”，让人不得不佩服。记得老舍在《我所认识的沬若先生》一文中就称郭沫若是“绝顶聪明”。
    从1963年11月迁居至此，一直到走完人生的最后时光，郭沫若在这里撰写了数以百万计的论文、专著及诗歌。如今，透过书房的窗户，我们看到书桌上翻开的台历是1978年6月12日，那是他去世的日子，而窗台上钟表的指针也停在他逝世的时刻。他常用的助听器、茶杯、手表、台灯、笔、砚一如往常还放在桌上，仿佛等着主人的归来……
    郭沫若有两个儿子：郭世英和郭民英。在“文革”初期，就读北大的郭世英被打成反动学生投入劳教，最后在痛苦中自杀；郭民英也是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时因欣赏西洋古典音乐而被捡举，竟被严刑拷打致死。面对屈死的爱子，郭沫若以泪研墨，一笔一画抄录了两个儿子遗下的日记本。如今，这8本被点点泪水洇染的“手抄本”整整齐齐地置放在书桌上，旁边是一张兄弟俩的合影，而那充满青春活力的灿烂笑容真的让人不忍相看。
    不过，“文革”是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，像郭沫若一样受到伤害的家庭何止千千万万！我猜想，在这个充分展示郭沫若一生的故居里，也应该留下一丝丝痕迹，哪怕这种痕迹只是冰山一角也好，因为故居见证了郭沬若激情飞扬的一生中的最后15年。
    只可惜郭沫若没有像巴金老人一样有幸步入“文学艺术的春天”，写出《随想录》这样充满真情真话的传世之作。敝人不才，也知道文章是知识与人格凝结而成的段落。倘若前一句设问是客观的，那么后一个“可惜”就未必了，因为巴金只有一个，而“郭沫若在心理学分类上属于一种矛盾、多元（多重性）的人格型。
    “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，历史绝不会陪你哭泣，而它只认你的贡献。悲壮二字，无壮便无以言悲。”这是梁衡在《读韩愈》时的感悟，说得好极了！
    郭沫若是旷世奇才，无论是文学创作、历史探索，还是古文字研究，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，这不容置疑。然而，他的故居如果割裂了“文革”的细节，就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故居了，这历史的缺憾，说不定还会耽误莘莘学子呢！